犟老头儿周传基——吴虹飞人物访谈

      在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有些动摇，老爷子是有些犟，但该不该把他叫做“老头儿”？因为看起来他比我身板子还要硬。学生请他去看一个片子，他说，这个片子有什么好看的，浪费我青春！学生就笑，周老师，你还有青春呀！“我没觉得我现在老啊！”周传基说。 

        另外，他唾沫横飞地讲了两个小时后，我有些求饶地，周老师，您要不要休息下？周先生跟蹦脆豆儿似的，很干脆地说，不要！我都快哭了。又电光火花地聊过了一个多小时，我又问，周老师您要不要吃晚饭？他又很干脆地说，不吃！这下我真的哭了。 

        后来，我听周先生的学生说，周老师要坐飞机去美国跟女儿过圣诞节。他是蹦蹦跳跳着去机场的。 

        说周老师老，是永远不对的。 

        在老头子的队伍里，他可以很得意，他是当中网上发贴数最多，字节数最多的人，打字比女秘书都快。骂架比谁叫得都凶。一次他在网上叫骂了一个礼拜，“骗子！”“太贱！”终于让那些互骂脏话的小毛头们噤了声，无敌了。“最后总是我赢的！不管他们多不讲理，我都能制服他们。”他的美国大夫告诉他，制服网上乱骂街的家伙们可以防止他得“老年痴呆症。” 

        说周老师不对，那是永远错误的。 

        一次在学校里和同学争论康德，对方说，主观意识决定客观存在。周传基急了，一拳打过去，正中对方鼻子上。训导处把他叫过去，他不服，我就是没打！主任说，周同学，你怎么不说实话？他说，主观意识决定存在，我主观意识觉得我不存在，我不可能打他。训导处长气得笑了。 

        金庸小说里的老顽童周伯通幸亏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，如果让1925年生的周老头遇到了，老顽童哪里是他的对手？ 

        小偷跑到周先生的屋子里，也要被气得背过气去，呦，来晚了，这分明是一间已被扫荡过的房子。周先生的屋子可不是一般的乱，他在乱糟糟的屋子里照样生活的悠然自得，有滋有味。 

       有一天睡不好，老伴说，数绵羊吧。老头子说，干嘛数绵羊，我数我的女朋友！老伴“气得要死”，可老头子才数到第２５个，就睡过去了！ 

Z ：周传基 

W：吴虹飞 

W：我们从陈凯歌的《黄土地》开始谈起，它的艺术上的突破在哪里？缺陷在哪里？ 

Z：凯歌给我说，陕北放羊的，那个山歌唱得，一传能传十几里。可是《黄土地》里的翠巧唱得可没有传十几里啊，我听见她的声音都在话筒前。我说你的声音在哪。他说山背后，我说山背后传来的声音不是这样的——这个空间没有了，声音就变成扁平的了。你说这叫什么东西？就毁了！从“文化大革命”传下来最坏的习惯，八个样板戏，搞后期配音——在录棚里面录的，干干净净，而现实生活中的声音有回响的。中国电影的声音到现在没有恢复原状。后期配音在国外让别人笑掉大牙。 

《黄土地》可惜就可惜在声音上。我特别喜欢“腰鼓”那段，喜欢极了。前面的腰鼓最后是一条斜线，地平线上的一条斜线，他们腰鼓队，陕北的农民穿的黑衣服，就一条黑线，从地平线上出现，一直压过来。那天晚上，张艺谋、凯歌、何群，他们三个在我家，聊天时聊的那个。他们发现了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特点，你别看我们平常冷的像暖水瓶似的，外面是冷冰冰的，脸上是没表情的。到时候你看好了，我记得这条线充分说明了这点。可是这条线过来的时候，往前越来越靠近的时候，声音没有变，后期录音。哎呀，简直是太可惜了。 

你应该听见这个声音，你应该看见这个声音。只有德国的表现主义是例外，他认为社会和现实生活的声音是丑恶的，是曲扭的，那么故意把声音弄成是平面的，故意把视觉上的透视感弄成是反透视的。 

W：你认为张艺谋不适合做导演，专注做摄影师会更拔尖？ 

Z：我认为，一般来说，摄影师不适合于当导演，因为摄影师的思维方式是局部的，我这里拍一个镜头，每个导演不同的风格，摄影师全部能作到，每一个镜头给你拍的非常好，但是作为整个结构来说的话，那是导演的事。摄影师当导演一般都是不成功的。另外还是认为如果他当摄影师的话，他更能发挥自己的才能——当然我没法用事实证明了。 

W：像张艺谋一些片子的市场运做，可不可以认为在市场上成功了？ 

Z：娱乐大片如《泰坦尼克号》，水怎么进来的，船怎么沉的，真实的不得了。你想我们拍船沉了，一桶水一桶水往镜头里泼，那叫什么呀？ 

我们过去在培养学生的时候，没有娱乐片的概念，关于娱乐片的知识不够，也没有给他们灌输过娱乐片。过去中国电影主要是生产的问题，不在于票房赢利不赢利的问题。如果票房重要的话，《黄土地》根本出不来。 

娱乐片难拍，艺术片好拍。艺术片只要你有思想，掌握一定的表现手段，你就能把你的思想表现出来。可是娱乐片是要迎合所有的观众，非常功利。我给学生看几部好莱坞影片，让他把和剧情有关的东西挑出来，跟剧情有关的只有六分钟，其他的都是看的、玩的、汽车追的、火车追的、翻车的、跟剧情一点关系都没有。 

李安的《藏龙卧虎》，张艺谋拍不出来，他绝对没有李安的娱乐片的功力。《饮食男女》前十分钟，我是当教材用的。别人一看，那我可拍不出来，张艺谋那个娱乐片，谁拍不出来啊？但李安拍不出什么好的艺术片来，张艺谋能拍出好的艺术片来。 

还是鲁迅那句话，又想当婊子，有想立贞洁牌坊。你去拍娱乐片，又想立个贞节牌坊，两头都不讨好。你干脆就拍个大家都觉得好看的，既壮观，又妖艳。 

如果你是追求艺术的，不要去搞娱乐片，除非你是一个明白人。像张艺谋拍那个《十面埋伏》什么东西吧？普通片子就拍出来了。只要多花点钱，用不着什么大片。瞎花钱，钱花的都不是地方。 

法国是明白人。七十年代的时候，法国政府觉得故事片里面床上镜头太多了，又不能禁止，因为这违反宪法。政府就采取了一个措施，凡是出现这种镜头的，一律加税。结果法国导演工会提出抗议，说你这样是扼杀了电影艺术，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这些导演拍五部这样乱七八糟的片子，攒下钱来拍一部艺术片，你现在把这种乱七八糟的片子一加税我们挣不了钱了，我们也没钱拍那个艺术片了，艺术片是要赔的。可以看出来，人家的头脑清醒，婊子是婊子，贞节牌坊是贞节牌坊。我们就不是，我们全都混到一块了，我们叫雅俗共赏。 

W：那您觉得雅俗共赏在中国目前是不能实现的，对吗？ 

Z：没有雅俗共赏这个说法，雅就是雅，俗就是俗。好莱坞的一些导演，其实他们是艺术家，只是好莱坞不是搞艺术的，是搞工艺品的。张艺谋、陈凯歌又弄不清楚这个，我就说何苦呢。你们这两个人也算是功成名就了，还在搞这些东西干什么？不是在砸自己牌子吗？还不如干脆退休，到电影学院去，教书去！省得最后越拍越臭，到最后就没人，就是挨骂。 

W：为什么您认为真正的第五代，到田壮壮的《盗马贼》其实已经结束，之后他们各行各路？事实是，张艺谋和陈凯歌近年来都转到了娱乐片的怀抱，《黄土地》只成为了一个特殊的个案。 

Z：你像《黄土地》，包括最后一场，都是在寻找吧，中国怎么办，走哪条路，怎么走，最后发现也行不通，也通不过，就拆了，个人拍个人的。张艺谋说他最得意的是《秋菊打官司》，我说不是，那个拍得生硬。我认为他最好的是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，视听语言棒极了，把中国的压抑的环境搁进去了。 

W：你有没有认为中国有比较好的导演啊？ 

Z：我担心有好导演也给毁了。环境就不正常，如果你是真正的商品化的话，商品是要起作用的，现在是商品起作用吗？现在不是商品起作用，是关系起作用。找各种关系，就是要发财，但还不像好莱坞，好莱坞要发财，但正而八经的是一门商品经济。我们不是商品摆在第一位，我们发财是发横财。 

W：那你觉得陈凯歌后来拍这样的片子是发横财吗？ 

Z：他把这个交给制片人了呀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说了。《霸王别姬》拍得中间水平，他处于一个转换过程。但是我认为不是往好里转。我警告过凯歌的，注意你的制片人，你的制片人把你的声誉给搞坏了啊。最后说，你老师要见你都找不着了。我觉得这些制片人，没一个好的。 

现在中国电影就是一团糟啊。在学校里的时候，我和田壮壮最熟……就他那个拧脾气，没办法。 

W：在您教的学生里面，张艺谋和陈凯歌算是比较有成就了，您认为他们是电影大师吗？ 

Z：我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不是对任何人有所指的。“you are not a master,don’t try to be a master”，你不是大师别装。我对哪个学生，我都说这句话。大师不是装出来的。 

他们吃很大的亏，我不怪他们。他们不是电影学院培养出来的，是奋发图强搞出来的。他们看了些片子，受了些启发。如果是电影学院培养出来的，电影学院也应该继续培养。根本就不是电影学院培养的嘛！电影学院能培养出人才出来？ 

W：他们至少跟您学了呀？ 

Z：我不敢这么说。 

W：您当时教的是什么课呢 

Z：我教的是声音课。我和导演系的学生比较熟。陈凯歌讲了一句，听了我讲的，他很震惊，他就去告诉他搞音乐的朋友，他搞音乐的朋友也觉得很新奇。我记得在他们班还是有几个，像*小*啊、田壮壮啊、靳涛啊，陈小莲（？）啊，我觉得他们也应该可以拍出好东西来的。张艺谋他们这个班来说的话，我不太熟。张艺谋他跟我说的，我在哪上课，他都去听的，没有落过一堂课，可是我没有这个印象。我跟李悦，还是比较熟的，事后证明他也是不错的。我教的只是在我声音的范围，还偷教了关于电影观念的问题。 

陈凯歌说过，我们拍《黄土地》的时候就记得周老师的一句话，你们别拍好莱坞，我们就尽量不像好莱坞。现在他们都倒退回到好莱坞去了。 

W：我认为社会要么就是对电影有宽容态度，要么就是在有极大财富的情况下，才能作出的工艺。我们拍不好是不是因为电影体制的问题呢？ 

Z：电影作为一个工业，越来越个人化。三十年前，我不敢想象，我周传基能在这买上七八台摄象机，七八台电脑，学生来我这，我就这么教，根本不可能的事。可是现在呢，两三千买一个，谁都可以用。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个方向。大众传播媒介看到的，是这个方向。不是一个大片，大片是发财的，大片不是传达信息的。从传达信息来说，是越来越小型化。我可以拍我这最近发生的事，拍了后就给你看。比如说我拍到张学良，谁都能拍成。因为什么呢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有小摄象机了。我在夏威夷大学上课的时候，人家告诉我张学良在夏威仪，他们有一次活动，我参加了，就把他给拍下来了。其他人拍不着，我拍着了。 

？？说过一句话，鲤鱼产卵，一万个才出一条。这就是业余活动，业余活动的价值就在里头。你知道哪个人是个天才。 

W：我有一点明白了，业余活动促成了一个电影的平民化的东西，是可消费的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加入到这个里面来了 

Z：对，民主化。我做过一个周传基讲电影这么一个光盘。我加印了很多，当宣传品送的。有一次我在飞机上，正好讲完课回来，书包里还有好多没送出去的。有一个小姑娘在那拍着玩，我就说“小姑娘，你过来，我送你一张光盘”，第一张光盘就是教他怎么拍电影。我送给她，她知道怎么拍电影了。 

W：现在产生了一些体制外的导演，类似所谓的第六代导演，你能不能评价一些他们作品的优点和缺陷呢 

Z：现在很难说。我觉得他们都太个人化了。个人化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我做厂长的话，我绝对不允许他们拍这种个人化的东西。不赚钱，拍艺术片我不做厂长的时候这么说，如果我做厂长的话我绝对不让他们这么拍。我头脑清醒啊，我做厂长我要赚钱啊，我不能投钱让你拍赔钱的东西啊。我就是说，《黄土地》这些片子都是钻空子出来的，因为我不是厂长，所以我双手拥护。可是要是我是厂长的话，我绝不让他拍《黄土地》，不赚钱，看你怎么说了，现在已经进入商业渠道，既然是个人，就不可能大众化。说老实话，他们也没怎么学会拍电影。 

W：在第六代导演中，你能稍微评价吗？ 

Z：比如说王小帅，有些东西他很有想法的，但你看他的片子，有些东西你可以看出毛病来。拍的毛病，对话用的太多，运动左右横移多，纵深少。 

W：听说你的学生挺多的？ 

Z：上半年下半年加起来也就二十都个。过去是带的班，退休前前前后后听我讲课的人算是六万人，我不管到哪都有学生。 

W：：你提到教育产业化是一个馊注意，为什么呢？ 

Z：：教育从来都是赔钱的，我活到这把年纪了，没有任何负担，也不用养家，只要饿不死就行。我的愿望就一点，全世界都承认的中国民族电影风格。我都6、70的人，一个四十多岁的美国教授对我说，美国有什么文化，你们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，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民族风格，学我们好莱坞，我憋气啊，想找地缝钻啊，这话简直是侮辱人啊。但他说的是事实。 

W：谈谈你的网络教学。 

Z：我现在基本上不出去，现在每天起来就是对着电脑，网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，这个改变了整个一个教育的观念，我在网上就可以进行教育。而且学生在网上从来不掩饰，甚至很没有礼貌。自从我到了网上，我发现我原来的教育全部失败，我的印象学生很那个的，是假的，但在网上就不客气了，这个就是比较实际，这是一个方面，另外还有一个方面，网上还有一些年轻人蛮不讲理，我不知道现在中学是怎么教育的，连一些学术讨论的最起码的要求都没有，把你气的不得了，学术讨论最后有骂街的。美国的大夫了解我的情况，说你和他们争论您能不能制服他们，我说可以，他说不管他们多那个不讲理，你都能制服他们，那就行，防止老年痴呆。 

他劝我在网上任何争论都要争论，我试过，有一次我在网上，整个网都是我一个人的网，我很得意，那是我七十几岁的时候，刚到美国的时候，他们那些网，骂来骂去，骂脏话啊，看了半天，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制他们。我只是最后说：你是不是太贱，只会动嘴，你只能动嘴是吧。我太贱太贱骂了一个礼拜，我觉得我很了不起，我七十多岁，居然把一个网，网上谁也不敢管谁的，我可以治治他们不敢骂。我觉得我还能够维持。对骂我全都把他们给治了，最后总是我赢的。因为我讲的是这个发明原理，不是我的东西，哪能不赢呢，你想想。你得多高，你才能把我驳倒啊。另外，我就觉得跟身体健康有关系，如果你身体健康的话，你就不会老。但是因为你不会老，所以你身体健康。这是互为因果的，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挺爱运动的，我的身体还是比较好的。这点使得我的精神状态，我在网上坐一整天都可以，而且我打字打的特别快。我发帖子快极了，当时我就回他。我会英文打字，在美国的时候，女秘书都打不过我。我是练的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never say die,总不要输的。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我的大女婿很喜欢照顾我，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，有一次他们不在家的时候，我拿着摄象机拍从楼梯走下来，一看花4秒22分，我比你下的还快呢，我小心什么。 

W：您是一个偏激的人吗？ 

Z：我一点都不偏激，我讲电影原理我偏激了吗，不讲电影原理的人我骂他我偏激了吗？骗子为什么不能骂？怎么叫骂人，他本来就是骗子。我叫他骗子是客气的，应该叫流氓骗子。因为论道理我全是对的。因为我养成一个习惯，只要是没道理的事我绝对不说。 

理科讲究实证，文科不讲究实证，所以你没有实证你不说话。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飞机你不实证，你敢坐？康德不实证，我实证，我就是把康德打败了。在学校的时候学哲学，讲康德，有的同学同意康德，我就不同意，争起来了。他说主观意识决定着存在，我一拳打过去，训义处把我叫过去了，我说我没打她。他说打了，他找人来证明，我没打。我就是没打，那主任说你怎么不说实话，我说他说我不存在，我能打他吗。他要承认我存在，那我就打了他了，他要不承认我存在，那我不可能打他。结果那训义处长他笑了，哎呀，哲学问题嘛，讨论，不要动手。我说我得动手他就服了，我一拳打过去他就知道我的存在了。结果他没处分我。我经常采用这种办法，对于不讲理的人，我一拳打过去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 

我们做声音“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”，北影有个摄影师就跟我争论这个问题，争的我气的要命。那个摄影师在那好不高兴啊，说亏你还是个教授呢，你这叫什么教授啊，讲理讲不过了，就骂人。我说你看见我骂你了，他说我听见了，我说“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”，我不需要道歉吧，把他给气的。我揍你你就说我对了，我不揍你，你还不承认我说的对呢。我整天在香港、澳门念书，整天在外面打架，你不会打架还行啊。 

W：你平时和学生有没有吵架啊冲突啊什么的？ 

Z：有，如果他不是认真来跟我学。在这个上面我是非常老太，骂不走的学生是好的。一骂就走的学生不是好的，趁早让他走，别要。我有的学生确实是有一点误会，对我们身边的人怎么样，我非常恼火，发完火，让他走，我赶他走的，他的时候还和我一鞠躬。当时我心里想，他和别人不一样。别人走一甩袖子就走了吧，他还和老师一鞠躬才走。后来我到别的地方，一个俱乐部去讲课，他又在那。我知道他是来试探，看我赶不赶他。我没赶他，装做没看见。完了之后他又过来说，周老师我跟你学，我说那你跟我学吧。学生骂不走的是真心想学的，一骂就走的，是赶时髦的。 

W：你早晨一般几点起床啊？ 

Z：我一般夜里两三点才睡觉。抽烟，抽成肺气肿了。酒不嗜好。夕阳红还要来采访我呢。像我还站在那讲课，一站站八个小时不带坐的。第一生活没规律，第二抽烟，第三喝酒。我把时间倒过来，我可以睡到第二天下午两点种。我身体那么好就是因为能睡。他们学生在那闹，跳舞什么的，我都能睡着，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睡着。所以我永远不缺觉。现在一般都是两点多就睡了，早上八九点起来，中间找空挡睡觉。我们规定时间和学生交流。他们愿意来旁听，我给一个学生讲的时候，旁听多学点东西，旁听也欢迎。 

W：那你学生的年龄有大有小吗 

Z：有大有小，最小的是高中的。一次还有一个高一就来了，我问他你妈妈知道不知道，我说老天爷，到时候说我把你拐走了，你赶快回去吧。然后就让他回去，我说你身上有钱没有，没钱，行了我给你买票，我在给你一百路上，赶快回家，到了给我一个电话，把我给吓的。看他上了车我才放心，出了事可不得了。 

W：听说你的学生挺多的？ 

Z：上半年下半年加起来也就二十都个。过去是带的班，退休前前前后后听我讲课的人算是六万人，我不管到哪都有学生。 

W：我发现您的家世其实是比较特殊，您是怎么接触到电影，从此和这个终生都挂钩？ 

Z：我是山东大学的，学英国文学的，学完了，正好是50年毕业，那时候我们用不着英国文学，我就成翻译了。开头是在交际处，后来在政治协商委员会，后来就在山东省海盐工会，最后我一定要求对口，那时候北京还无所谓，好多人还不愿意上北京呢，英美文学没用，你要对口，就上电影局去吧，电影局说，你就上《译丛》杂志去吧，我就去当翻译去了。 

过去我父亲回国之后当了中国铁路局局长，收入比较多，金饭碗，他的收入就花在洋的上面了。像当时我在青岛的时候我就知道，只有四家人有摄影机。全都是留学的，上海比较多些，很有限，没什么影响。出殡是我大爷爷，他是北京孔雀公司创建人之一，董事之一，儿童剧院原来叫灯光电影院，那是我们家的电影院。还有在六部口那，中央电影院，现在是音乐厅，中央电影院也是我们家的，孔雀电影公司没拍什么电影，就搞电影院，他死了后，公司就给他拍了个纪录片。不是我们家摄影机拍的，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，我1925年才出生。就留下来。 

W：这个东西对你有什么影响呢 

Z：没什么影响，我们家里头大爷爷是个大坏蛋，我父亲从来不提他的，我母亲偷偷告诉我们一点事，后来我们上大学了，才叫他叔叔，我祖父早死，他是我曾祖收养的，算是老大。他作为一个大叔叔来说，有责任养。我有一点弄不清楚，我们原来广东的，怎么送到北京去了，念的还是洋学堂。然后满清的时候，他中学是在美国念的，中国在美国的公使馆里当公使还是参赞，回来就进了北洋政府的幕僚。后来我才发现北洋政府是个职业的政府，换总统，人排人马不动的，所以我这个大爷爷财政总长，农业总长，交通总长轮流转，后来我母亲告诉我，为什么你爸爸不愿意提你这个大爷爷，因为二十一条是他到日本去定的。就是袁世凯派他去的。过去没有受牵连，解放以后，一直是家庭出生不好。 

W：您这种刚正不阿又特别疾恶如仇的性格是怎么继承来的。 

Z：我也没继承什么，脾气就是这样。我的学生，我问什么时候生的。他说八几年，都快九十年代生的，我说那时候我都准备死了，你才生下来啊。 

W：您在北平出生，又在电影学院北平当过教授，北平对您来说，是个比较重要的城市啊。 

Z：不是 

W：你是不是到处乱走啊 

Z：山东大学是我的第十三个学校 

W：你为什么老换学校啊 

Z：因为的品性不好 

W：你品性为什么不好 

Z：我在学校品性头一个学期是甲，下一个学期一定是丁，就要开除，我就换学校。 

W：你是个特别捣蛋的学生吗 

Z：我觉得我自己并不是特别想捣蛋，老师总认为我捣蛋 

W：那个学校给你的印象最深呢 

Z：岭南，是广东的。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。我父亲是岭南的，我后来念过很多的学校，都是岭南校友办的，都叫岭南，上海岭南、香港岭南。我们有劳作课，手工，打铁啦，做木头椅子啦，编铁筐子，竹筐子啦，每个学期都有劳作课，我们都是认认真真做的，后来在干校的时候，不是要我们劳动吗，到了干校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会做。那些人还说，老周，你进步很大，学了不少东西，我想是，我都是在教会学的，到这来学还来得及。岭南都是教会办的，现在北大占领的那个地方是教会的，清华公学堂是我大爷爷办的。 

W：周老师学问又杂，又热心于电影的教育，翻译的东西又是很经典的教材，很有出息啊。 

Z：不经典的东西我不翻译，专翻译经典的东西，这是聪明人干的事。我并不聪明。在学术上没价值，留不住的东西我不翻译。我是右派，但我留下来了，因为我会讲好几种外文。 

W：那你会哪几种语言呢 

Z：我一种语言也不会。我从来不是按你们那种学法学的，英语我会，俄文我翻译了好几百万字的东西，我能读能翻译，但是我不说不会写。波兰文，塞尔维亚文，保加利亚文，捷克文统统都是这么学会的。就是一个学习方法问题。在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英国文学，但我对语言学感兴趣，我在语言学上下了很大工夫，只要你英文好，你学其他欧洲语言很容易。 

W：学电影要不要学欧洲呢 

Z：最好。 

W：跟您学，您是不是手把手的教，教些手艺活 

Z：那当然是，谁都能学 

W：学技术，是不是要理工科的底子比较好呢 

Z：至少是理工科的。……大师全都是学理工科的。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带研究生，文科的我不带。主要是画画和音乐。我小学10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小提琴，我现在教他们音乐，国画什么的我全都学过，理工科的学生思维逻辑性比较强，能接受一些新的东西，电影是全新的，是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产物。他得有二十世纪的科学观念。我们考录音系，陶今，《霸王别姬》的录音，是清华分。 

W：您能讲一讲您的办学，您的教室多大，用什么设备来教学生，用什么方式或者你有文字材料给我们吗？我的想象里面，您只有一个屋子或一个教室 

Z：我是楼上楼下两层楼，我租的是，楼下是我上课用的，里头有一个小房间，是我住的。楼上，我的助手住一个房间，还有一个就是工作间，放电脑的，学生剪接。学生在我那是二十四小时剪接。另外空个房间，有时候学生来找我没地方住，就住那。我人呢，比较乱，人家对我的家有这样一个断语，一个小偷撬了门，闯进我家去看，呦，来晚了。乱到好象给人翻了家似的，遭劫了，我的钱放那我都不知道，能给我找着就算好的了。 

W：您的经历可以写自传了。 

Z：我光上学校就十三个学校，还有远征军，抗战的时候在缅甸。我的经历多了。 

W：您的一些经历，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呢，是从你的童年还是从你的青年时期 

Z：随便。我童年来说的，只有一个好处，我差不多走遍了中国。我父亲是铁路上的，常调工作。我到哪个地方都说“五十年前我曾经来过此地”，“几十年前我曾经来过这里”，而且碰见什么人，人家就说我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我碰见一个人，江西，南昌，我说我是……差不离每年上一个学校，到我大学是十三个学校。山东大学是四年，我头一回在一个大学呆了四年就是山东大学。 

W：你提到你去缅甸打仗？ 

Z：那是1944年的事，我是没有参加学生军，我是自己报名的，没有毕业，高三。日本人已经打到贵阳了，我在成都上学，在成都参军，到缅甸进驻，空运到缅甸。过去没有高干这一说。我们家都是洋派，年轻人到了年龄就要去打仗，不去打仗是一种羞耻，国家有战争的话，像克林顿，别人攻击他就没参过军，这是一种耻辱。国家有难的时候，年轻人，像巴顿将军，将来老的时候，孙子做在你的膝头，问你二战的时候你在干什么，我在露易斯安那铲大粪。我们家里就那么一个观念，这很有意思，我参军的时候没有告诉我妈妈，怕她担心。我们在成都，我妈在成都，我们走的那一天给我妈妈写信，到缅甸之后，接到我妈妈写的信，两个月之前写的那封信，过了很长时间才接到那封信，我妈妈非常生气，她说你们两个看不起我，不告诉我，以为我会阻拦你们。她是美国留学的。是第一批小脚娘留学的。她是教育部选重的，派一批女学生公费留学到国外去。教育部选人，北京广播电台有个教英语的女的，英语讲的不错，让她也去吧。我妈就去了。我妈妈家里比较贫穷，因为我外公早都死了。是个中学教员，湖南一个小地方的中学教员。她摸样像宋美龄，我倒不觉得，个挺高的。他们说我有恋母情结，我不同意，任何一个孩子对母亲都要比父亲亲，这是很自然的事。我母亲是学幼儿师范，我从那受益在教育方面不少。我10岁的时候她说你现在应该学一样乐器，我姐姐说她学钢琴，那么我只好学小提琴。其实我本来也是想学钢琴的。我们爬树是我母亲教我的，你们听着会很奇怪，可是她有她的逻辑。